中国计算机发展史

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体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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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体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中文名
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型体计算机
类    别
科学
相关人物
高庆狮
时    间
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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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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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高庆狮
编者按: 一转眼,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在《计算机世界》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50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这50年里,有太多激动人心的创举出现,也有太多令人黯然的无奈穿过。
几代大师为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更多人为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前行奋发图强。为此,我们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高庆狮撰写此文,以纪念过往、庆祝成就,同时也警醒现状、激励未来。
50年风雨之后,为了寻求ICT的融合和计算领域的更大发展,中国正在积极酝酿更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8月29日,全国信息产业科技创新会议在京召开。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
中国诞生计算机
从1951年起,国内外和计算机领域相近的其他领域人才,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不断转入到该行业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里,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飞博士。
他们积极推动,把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技术准备。当时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12年规划。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制定中。在随后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等四个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讲课。钱学森教授在当时已经是国际控制论的权威专家,而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当时我也是学生之一。
钱学森的数学功底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此感到十分钦佩。同时,钱学森教授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到,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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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是首要服务对象
在任何先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首先都是为国防服务,应用于国家战略部署上,中国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大学张世龙领导包括当时作为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机器。随后,张世龙带领北大师生(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立即投入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研制工作,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并于1962年试算成功。但是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红旗”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和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合作,自行设计了“901”海军计算机,并交付海军使用。在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导的国产晶体管军用的计算机,也在1961年交付海军使用。
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前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些自行设计、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
1964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的自行设计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 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119机上建立的,是董韫美领导的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该系统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继续起作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慈云桂教授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人员包括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计算速度每秒两万次。
与此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飞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也在1965年交付使用。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蒋士飞领导,自行设计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计算机109丙机,并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人。两台109丙机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109丙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且,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这些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研制出的第一批计算机,代表了中国人掌握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和成果,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突破百万到超越亿计算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和张兴华等骨干人员)与“738厂”(包括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人员)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问世。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形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的公开资料,分析了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重干扰,以及文革后“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领导乱指挥,尽管在1979年,由亚城负责的20M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投片已经研发成功,但是最终“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发,因为任务变化,最终搁浅。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创新的“三性”中的先进性。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只是代表中国已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中,带*的103、104、119、150、757,及银河-1号巨型机和银河-2仿真计算机等7台计算机,都被载入“记述对中华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除了研制水平之外,产业、市场和应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批量生产计算机上,电子工业部及其相关研究所(例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例如著名的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要依靠它们,而且它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例如108系列、与清华大学合作的DJS-130等),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例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这些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过突出贡献。研究所和工厂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他们的领军人包括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人员,例如江学国等。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领导的仿IBM系列也起过历史性作用,沈绪榜和李三立负责的有关卫星天上和地上计算机及其他任务用的计算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还做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就不枚举了。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和20世纪50~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之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夏培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培肃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了107(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 250次)计算机,该计算机于1960年交付使用,并且还复制了两台。尽管107计算机比103(1958年交付使用)、104计算机(1959年交付使用)速度低了10倍到40倍,但是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张杰、甘鸿,等等。王克本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版研究与设计小组。方光旦在磁头、磁胶,张品贤在磁带,顾尔旺在磁鼓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实际上,大多计算机的研发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人员,就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于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20世纪50~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计算机)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参与成员则根据当时前苏联计算机领军人物、前苏联科学院列贝捷夫院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人士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则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虞承宣,加上6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3人后来分别由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国20世纪60年代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在当时都是年轻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杨奇、中科院计算所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陈火旺等。中国20世纪60年代操作系统的带头人有北京大学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等,当时也都是年轻人。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的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物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如今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容错和检测理论和实践的带头人是魏道政,而知识处理的带头人是陆汝钤。
依赖进口弊端过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是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微机”(后者可以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而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价比问题,无法和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步退出舞台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例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纷纷倒闭。虽然如此,国内那一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也曾有过较大贡献,例如张修领导的KJ8920,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软件方面就很突出。
中国最早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发展趋势而率先转向研究“微机”,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杨学军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以及周兴铭领导的银河-2数字仿真巨型机等。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参杂,到最后封装,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飞、沈亚城等人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做成芯片,才可以算做完成。顶层则是硅编译等等软件工作,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版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整机可以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全部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
“元器件全部进口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研制中止,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的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这两方面对国家安全都很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无法达到最先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引进很可能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何时真正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李德磊负责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王沁参加负责的“多思”、方信我负责的“国安”等等“中国芯”项目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国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芯片产业,而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则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版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3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时,反而比美国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不容忽视,研究环境也不容被忽视。
如何做到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之上,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更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百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链接:文中部分科学家简历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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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的观察和想法

我在中国待了一年多了,更有了解了,最近有空也读了一些关于计算机发展史的资料,之前未知的是其实英国在计算机行业刚开始可能更领先,还有纳粹德国的Konrad Zuse也搞出了Z3,Z4等电子计算机,比美国的早,当然美国1945出来的ENIAC应该是更好。无论如何,纳粹的技术再强,他们最终是战败国,所以他们的影响和得到的认可必然是有限的。

我的一个出生美国但反感美国的朋友,他父亲八十年代去美国的,美国籍,零几年回国发展现在为上市技术公司老板,跟我说中国的计算机和软件行业是极其崇美的,所我这样的人在这个行业难以得到认可,觉得我这样的人自然对那些留美和崇美的人是威胁,至少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显然,因为计算机编程语言都是用英语的,关键词用英语,变量命名也用英语,文档好多都是用英语,所以自然更受美国的影响。硬件行业在中国就没这个问题,好多硬件行业的英语知道很少的人在中国也混得很好,在该行业很有影响力。

我待在的公司好多程序员都翻墙用谷歌和Gmail,尽管公司给体制内敏感部门服务。我倒没有用谷歌,基本用百度,bing,yandex,觉得跟谷歌没啥区别,需要的信息基本都能找到,只有一次我才用了谷歌找到了其它搜索引擎没法找到的,好像是关于kubernetes(其为谷歌的产品)的墙的问题,然后它有kubernetes自己的程序了help的文档,也更加让我意识到其实用man, -help之类是更专业的做法,不要过于依赖搜索引擎。

其实,软件这种东西,是越用它得到的反馈和数据越多,他才能变得越好。谷歌排名反prc不光是内部的黑操作,还有因为墙,用它的偏美国华人和港台人,这些人都是经过很强的自我政治筛选的,他们点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结果自然得到更多正反馈,则被排的更靠前。还有,谷歌搜索引擎都把中国大陆网站排在后面,一位美国名校毕业竞赛得过最高奖的人到中科院工作,谷歌尽然没有把他的尾为.cn的网页包含在结果里。

美国推特上的dukeofqin赞了中国的墙,他的说法我完全同意,我觉得他这么说没什么争议的,因为效应非常明显,他也提到了中国人用英语跟西方人争论是个自然输的游戏,相当于一个12岁的孩子跟24四岁的拳击运动员进行“公平竞赛”。以下为内容,欢迎人帮我翻译一下,可以把翻译发到我的邮箱。

The Great Firewall was one of China’s most forward looking policies and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ire ecosystem of domestic internet companies found basically nowhere else. The idea that it’s removal would be fighting the global misinformation war on equal footing is patently absurd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Western media companies are de-facto US government owned organizations which has total gate keeper control over who goes in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requiring that the Chinese fight misinformation in English is again a non-starter simply becau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ssues means that any kind of argument conducted in English would immediately disadvantage the Chinese. This is akin to demanding a 12 year old fight a 24 year old boxer in a “fair fight”. The fairness being only in the confrontation and disregarding the base levels at play. If the Western liberasts had any balls, they would challenge the Chinese on Zhihu and Douban, but a tiny insignificant China hands capable of doing so inevitably end up running for the hills, being regularly out trolled by the native speakers or just as quickly get banned. There is nothing stopping Westerners from going inside the firewall to debate the Chinese,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so they instead demand that the Chinese surrender the high ground and volunteer themselves to be surrounded. In addition, it is plain as day that the ostensible freedoms of Western social media are rapidly vanishing under a tide of government misinformation, corporate compliant shadow bans, “ngo” bot campaigns, algorithmic tweaking, search obscuration, etc all designed to reinforce a status quo that the Western states momentarily lost control of due to the internet originally bypassing the traditional gate keeping networks that keeps all mass media organizations playing the same tune. The reason that Tik Tok is going to be banned in the U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curity nor reciprocity, it is simply because it isn’t a US government controlled media company, thus the tools it has in it’s arsenal for “curating” the consensus are not under US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is it’s biggest crime.

中国在互联网行业是摆脱了美国的垄断,可以其用的核心技术大多都是美国的,芯片不用说,还有操作系统,编程语言,好多可信开发系统和框架。搞这些东西难赚钱(跟广告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少私企在中国搞这些,就直接用美国的。

我小时候还记得在母亲的办公室玩当时的Windows 95的solitaire(单人纸牌戏),好多我妈的同事闲的时候却玩那个,那时候是97年吧。那个时代苏联解体了,美国刚搞出gps导航系统,算在它的顶峰期,好多中国人都就得美国牛逼不得了,都抢着到美国跑,我妈也是一样。那时候中国人把微软看成为多么不得了的东西了,崇拜比尔盖茨。

在那个年代互联网刚开始进入中国,即使在美国那时候好像有个搜索引擎叫alta-vista质量也很一般的,它谷歌起来后倒闭了。中国在计算机行业除了少数体制内军工企业处于一种低谷。中国出的竟是像联想这样的买办计算机组装厂,当时还忽悠了很多中国人。

其实在70年代中国计算机技术并没那么落后,当然的确80年代90年代美国在这个个人电脑上占了大的上峰。我读到80年代在苏联个人计算机是一般人一年还是两年的工资的钱才能买到的。我也记得一个苏联人说美国的很大的优势是微电子,美国把微电子大批量生产成本降低了,相反,苏联尽管能生产最好的微电子但是他们在供应商有一定的短缺,大多还是科技研发机构才能用的起。而且80年代的时候在软件上,也是美国遥遥领先了。当然,网上写了苏联(我相信中国也是)也开发过一些编译器(比如为了fortran)和操作系统,大多都是给科技研究机构用的。

我爸跟我说改革开放其实破坏了不少中国的微电子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中国在那方面基本跟着美国走了,没有做多少自己的研发,或者研发也都是基于美国核心技术的应用。

龙芯倒是00年起开始搞它自己的生态了,但那时候windows在中国已经扎根了,有人说要国产化,这个我觉得怎么也得需要十年时间吧。所以龙芯赚钱也只能靠卖给国企一些特殊的不需要庞大软件生态的芯片。更多国人应该了解,现在其实搞出个过得去的CPU并没有那么那么难,当然你做出来了基本保证没人会用,因为没有配套的应用软件啊。

其实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中国的语言的保护,毕竟中文是个很大的屏障,这使得美国公司互联网很难打进中国市场。他们培养的买办在自己的组织能力以及他们在中国的联系,接地气等都是明显劣势的,他们更美国那边沟通效率也是很低的,而且那类人自然就是自私自利不团结的那种,作为一个群体很难成大事。他们可能更有钱,可是他们的钱到实际价值的转化率要比土鳖派低的多得多。就像当年国民党跟共产党大战,国民党组织和沟通效率就是极低的,内部乱,然后还受制于美国,所以即使有了优越的装备也是惨败。

美国的计算机行业比较瞧不起中国,尤其是软件。中国的墙给了很不好的印象,加上中国在核心软件产品比如开发工具,编程语言,核心的程序库和框架对世界开发社区的贡献是极小的,被视为一个搞封闭互联网偷技术在中国克隆美国互联网产品本土化的贼。去美国的搞计算机软件的华人在那个领域也更难融入其主流,因为在美国的软件行业会说话会扯淡的能力相对更重要一些。

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不少人尽然把谷歌和脸书的经历看的高大上,尽管那俩公司是跟中国主流完全对立的,基本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我在那里待过,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儿,好多人都很一般,氛围也比较反prc,大陆移民大多是老老实实地听美国的话,跟美国走。回到中国他们把那些地方形容的非常高大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希望利用谷歌脸书背景得到投资等。

所以中国互联网行业亲美势力较大,这个问题难解决,首先那些人已经得势了,加上这个领域自然吸引一种小资鼠目寸光的性格,自然会为了点小钱小利益做一些可疑的事情。这一点没有像十年前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很严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墙做的还不够,需要对那些自愿获得美国的学位或浓厚美国经历的中国多加限制,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做选择,但是必须得为他们的选择承担责任。

去美国留学或者搞技术的中国人经常很幼稚,他们只看到了可以从美国讨到钱,从美国学位讨到好处,从来不会想在中国主流,美国学位是不受欢迎的,有了美国学位就不可能进入中国的统治阶层。而且,他们在美国也属于政治贱人的地位。他们当时比较短视,只看到了短期的利益,没有看到更宏观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我相信他们自然会被现实所惩罚。

其实,中国的土鳖派想让那帮留美海归在中国很难混有了一定的组织,方法和中国当权派的支持真的不难,当然,这个需要过程,需要时间。不要认为那些人相对有钱就多么有实力,其实他们不算啥,中国的政治气候完全不向着他们,他们本质上是不受欢迎的,很多没有美国经验的或像我这样小时候被迫去美国的人都可以公开骂他们,他们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比例是非常之少数的,而且他们在中国的体制内,核心统治阶层几乎是不存在的。

陆奇被微软开掉了(我当时傻,还真的以为出了自行车事故,如媒体报道,是个微软内部的人跟我说的),他回到中国看来也水土不服,搞个ycombinator中国代理人也没成。他的孩子完全都是美国人,如果我特别想联系到他们都有可能,比较算认识微软高层的移民华人认识他们。张亚勤也是孩子都在美国上学,在美国我有一次跟一些人吃饭其中都有他老婆,可能都跟她说了几句吧。反正这样的人在中国肯定是会受限制的,默认不是那么被信任。

最近得知沈向洋也要离开微软了,估计也是被迫而离的。他达到了直接汇报给微软ceo的级别。我觉得这些人的好时光基本过去了吧,他们的孩子在美国也没有多么好的未来,在中国他们基本更不可能有前途,中文完全不过关,也很难过关,这些我有亲身经历,那些人和他们的孩子我不是无接触。

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培养了好多人是非常给自己挖掘前辈留下的财富,然后把负担都留给后代。陆奇,沈向洋,黄学东这些人跑到美国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能够有短期的繁荣,可是他们无法将其传给后代(尤其是中国的后代,而非仅仅他们自己的家的后代),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些钱是,但是扔掉的是他们最宝贵的社会和文化关系,钱有了一点的背景是可以快速积累的,但社会和文化关系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的。

关于计算机史的一些资料(Некоторые сведения об истории вычислений)(Some information on computing history)

内容推荐,协同过滤

这套东西我没有直接做过,但我估计应该不难吧。我曾读过Trevor Hastie和Robert Tibshirani的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Learning的一些部分,也做过其中的一些习题,因为好久没碰,内容记得也不太清楚了。反而现在发现好多相关的中文名词我不知道,比如统计显著性就是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以及好多线性代数里的中文名词,比如奇异值分解就是Сингулярное разложение。还有什么共轭矩阵самосопряженная матрица),这些得慢慢积累,如果要在中国工作。从这个就更能认识为什么美国学位在中国有他的问题了。

现在在中国上英文有他的限制,自然会先看中文的内容。查到了如

https://www.cnblogs.com/NeilZhang/p/9900537.html

https://blog.csdn.net/nicajonh/article/details/79657317

https://blog.csdn.net/hlang8160/article/details/81433356

https://www.cnblogs.com/guoyaohua/p/9240336.html

这里面的内容大概看了,我在这里就把它们的一些要点记录一下吧。因为这些内容好多我学了不用也就忘了,比如那个什么td-idf。

这个的构建看一下不难理解,比如

tf(t,d) = \frac{n_t}{\sum_k n_k}.

n_t是词t的出现次数,分母的和显然是文档里的词数。

然后idf为

2019-12-25 下午7.33.01

这个的设计逻辑也很简单,就是那些经常出现的词,如the,a出现多了也是正常,所以这种在一个文档里的重要程度必须与它的总频率相比而衡量。

有一次我被问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推荐系统怎么实现“相关内容”的推荐。这是好几年以前,我当时傻还回答了简单用个条件概率。可是这个很明显是不可成立的。因为在很多分类中(比如人的分类),少数会得到极大的关注,有些可能大部分用户都查过,比如“范冰冰”。如果用那种方法就会无论如何都推荐那些名人。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类似于tf idf里的分母。

tf idf可以用于做分类。

然后我看了看word2vec的内容,这个训练模型的思路很简单。他根本目的是用一个词的上下文里出现的词(限于一个文集(corpus))给词定一个向量,则两个相同的词,比如“国王”和“黄帝”之间的余弦距离(cos距离)就会比较高。

训练时,词向量的维度和上下文的长度是可以调的。训练用的都是one-hot vector,训练的参数是那些权重(该权重矩阵将词的one-hot vector转到它的词向量),然后还有个softmax层(这个就是个多逻辑回归),然后每一个训练样本的也是输入为一个词的one-hot vector,然后其词上下文里出现一个词的one-hot vector。

关于word2vec,还可以参考

https://neurohive.io/ru/osnovy-data-science/word2vec-vektornye-predstavlenija-slov-dlja-mashinnogo-obuchenija/

来自其的图片

Фин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embedding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两层的神经网络。

Duke of Qin on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Great Firewall was one of China’s most forward looking policies and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ire ecosystem of domestic internet companies found basically nowhere else. The idea that it’s removal would be fighting the global misinformation war on equal footing is patently absurd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Western media companies are de-facto US government owned organizations which has total gate keeper control over who goes in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requiring that the Chinese fight misinformation in English is again a non-starter simply becau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ssues means that any kind of argument conducted in English would immediately disadvantage the Chinese. This is akin to demanding a 12 year old fight a 24 year old boxer in a “fair fight”. The fairness being only in the confrontation and disregarding the base levels at play. If the Western liberasts had any balls, they would challenge the Chinese on Zhihu and Douban, but a tiny insignificant China hands capable of doing so inevitably end up running for the hills, being regularly out trolled by the native speakers or just as quickly get banned. There is nothing stopping Westerners from going inside the firewall to debate the Chinese,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so they instead demand that the Chinese surrender the high ground and volunteer themselves to be surrounded. In addition, it is plain as day that the ostensible freedoms of Western social media are rapidly vanishing under a tide of government misinformation, corporate compliant shadow bans, “ngo” bot campaigns, algorithmic tweaking, search obscuration, etc all designed to reinforce a status quo that the Western states momentarily lost control of due to the internet originally bypassing the traditional gate keeping networks that keeps all mass media organizations playing the same tune. The reason that Tik Tok is going to be banned in the U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curity nor reciprocity, it is simply because it isn’t a US government controlled media company, thus the tools it has in it’s arsenal for “curating” the consensus are not under US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is it’s biggest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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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русски через Яндекс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Великий Брандмауэр был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передов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Китай смотрит и привело к созданию целой экосистем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нет-компаний найде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нигде. Идея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удаление будет бороться с глобальной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войны на рав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является абсурдной, поскольку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западных медиа-компаний де-факто 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бщ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ротами хранитель, который идет в систему. Кроме того, требование,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борьба дезу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нова за бортом прос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росы владения английским языком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любой аргумент проводиться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будет сразу минус китайцы. Это сродни требуя 12-летний бой 24-летнего боксера в “честном бо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только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и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е базовых уровней в игре. Если западные liberasts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шаров, они будут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с китайцами на Zhihu и Foursquare, но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Китай руками способен сделать так неизбеж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работает на холмах, регулярно из тролем с носителями языка или просто как быстро банили. Ничто не мешает западникам от идти внутри брандмауэра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китайцев, они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сделать это, так они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требовать, что китайцы сдала высоту и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ебя окружа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это ясно как день, что якобы свобод запад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меди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исчезая под волной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х уступчивый тень запреты, “НПО” СЭП кампаний, алгоритмической Настройки, Поиск обскурации и т. д. Все это призвано укрепить статус-кво, что запад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мгновение потерял управление из-за интернет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мину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ворота учета сетей, который держит все СМИ играют одну и ту же мелодию. Той причине, что тик ток будет запрещено в США не имеет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с охраной, ни взаимности,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ША, СМИ,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компание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редства она имеет в своем арсенале для “курирова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 не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Это больш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это.

有意思的是斯坦福物理教授祁晓亮竟然支持香港和liu xiaobo

我知道他好像26岁就在斯坦福物理系得到tenure track的assistant professor了,然后三十出头就得了终身教职了。他好像跟张首晟做了博士后吧。也是凝聚态理论物理的。

一年多终于上了一次facebook,竟然看到了他的账号上的内容截屏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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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还有个很长的他和那位哈弗物理教授尹希的交流,黑ccp的,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他支持liu xiaobo的。。。里面还有麻省理工物理系教授文小刚抱怨美国对华裔科学家的监控和质疑。。。我无语了,这些人物理牛逼,但有点政治白痴吧。。。有点太理想主义了吧。

有意思的是我最近跟一些人说了尹希还是个AMWF,其中之一也说他作为美籍华人也vulnerable to persecution(易被迫害),他娶了白人老婆也没用的。

或许好多去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吧,可能在中国不敢说(其实在中国我也见过人比较直接的说这套,只是相对私下,不在大媒体里,也没人care),然后跑到美国就彻底变色了。

我也想。。。这些人留了这种记录还敢回国么。他们再聪明,在科学上,也离着中国的文化主流尤其是权利的主流太远了吧。

这种人跑到美国要求公平,希望跟人讲理,过于理想主义。。。同时,还表示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反对过于强势的做法,只会稍微“抗议”一下。。。可惜的是,弱者自然就容易被人欺负,华人在美国就是弱者,然后这些傻逼弱者还要断掉自己的根,说中国执政党的不好。。。学霸真的很幼稚啊。

www.facebook.com/xiaoliang.qi.10

有意思的是,最近跟一个从美国数学博士退学回国的人聊了,他的性格我觉得比我还极端。。。他还告诉我在美国做理工科(STEM)没啥发言权,他说的太对了。就不用说像Xiaoliang Qi这种prc理工科移民了,美国人一看你是个(male) Chinese scientist在政治上就不会take you seriously。

“Not our Job” (yellow people as untouchable caste in America)

Somebody is asking me to publish the following on here.

Asians have been in America for a long time, but to what avail? We build railroads and cities, and we get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We churn out Jeremy Lins and Jonny Kims, and we get “A Chink in the Armor.” We apply for universities like everyone else, and we get turned down because we’re not “holistic” enough. It’s been like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 we play the game, and the goalposts get changed once it looks like we’re winning. Have we achieved the American Dream, or is there a reason it’s called a “dream?” Have we gotten what we want? Centuries of our collective life experiences should tell us no, we haven’t gotten what we want. But what do we want? Perhaps the problem is we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this.

The truth is, we’re all humans and humans want the same things. These things have been carefully studied throughout history and codifi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truth is, the most basic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s a human being, let alone an American citizen, are denied to us. Thes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re written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Remembe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How hollow those words ring nowadays. The fact these principles do not hold true for us, means America is no longer the America of the Constitution. America has failed us. To continue our lives here means accepting the fact that we live in a failed state. Or maybe we believe that whatever life we have here is not a failure. That’s what the slaves thought, too, until they didn’t; they believed were still alive and doing just fine, despite the circumstances.

Now look. What do we have here, really? What can America do for us? We are immigrants who came here to have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Mostly, that means money, purchasing power, presence on the world stage. The allure of that six-figure job which puts you at the top one percentile of income globally — it is something basic human nature finds difficult to resist. We have comfortable houses and nice cars and endless food and the luxury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whenever we want. But of course that’s just a minority of people. Most of us don’t have even that, which means most of us have nothing. We also came here fo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nd sexual freedom, only to find it disgustingly superficial, unrealistic to the point of impossibility, and quite irrelevant in practice. You can thank the media for such merry delusions.

And even if we did have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here than back home, it doesn’t make a huge difference materially. Humans are hardy creatures. We can deal with — and have dealt with — poverty just fine. More important, however, is the need for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hink for a moment, do we expect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from the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the nuclear holocausts of Japan, the Korean War, the Vietnam War, the total annihiliation of Cambodia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you say. That’s all in the past. On the surface, it looks that way. That’s because they want it to look that way. They want us to keep on living here,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paying the taxes, and being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minorities to follow. But they don’t want us to realize how angry and dissatisfied we are. They don’t want us breaking the rules or trying to change things for the better — because that’s a job for the adults.

Though we are American citizens, it’s not our job to change America. Asians have this curious personality trait, where we all want to be the hero who saves the day. We want to speak up, we want to change things. But time and time again, whenever we do something substantive they will nod politely and say, “oh, that’s nice, dear.” And then we’re left to play sidekick to someone who truly is a first-class citizen. So it’s not our job to change America, not because we can’t, but because it’s been decided for us that we shouldn’t. It’s plain to see that America is being mismanaged on multiple fronts. That’s normal, of course — a country as large as America is bound to have a lot of interesting problems to solve. And we’re always trying to be the hero. Trying to redeem America, trying to find the one shred of hope amidst all the debris. But that’s not our job.

How did Stanford physics professor (and also venture capitalist) Shoucheng Zhang actually die? Who might be next?

Last December, on the same day that Huawei CFO Meng Wanzhou was detained, Stanford physics professor Shoucheng Zhang suddenly died at age 55, and media reported it as “after a battle with depression.” I was told that his VC firm, with assets in the hundred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ailed after the price of bitcoin/blockchain, which accounted for maybe 80% of its portfolio, sank precipitously. This year, somebody else also told me that the FBI killed him. I believe some sources online revealed there was some FBI 301 investigation against his Danhua Capital. It’s pretty much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for those of us without insider information.

I will be a bit harsh here and say that for him to think that he could, while keeping his tenured position in Stanford physics department, also start a VC firm for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as a 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 and not eventually get screwed over is a bit naive. He should have kept out of the business world and just stuck to his physics in academia. I think even had he not died young, he, who had been nominated for Nobel, would not have received it ever after his Danhua Capital got more publicity. It’s not really what a physicist should be doing.

I’ve seen more stuff lately on profiling of 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America. As harsh as it might be, I think it is kind of naive for those immigrants to actually expect true fairness in America. I remember when that Temple University physicist Xi Xiaoxing was featured on the news, he said something like

Because I’m an American.

After seeing that,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Is he actually that stupid, or is he just pretending to be stupid.

He didn’t even receive his physics PhD in America for god’s sake, he got it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87, he spent his first almost 30 years in China, after which he went abroad, and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he got his green card in America and promptly became citizen. In the eyes of China, he is a traitor.

I am aghast at how naive and also unethical how some of these STEM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re, of my parents’ generation. Like, lately, I learned of this company called Moqi Inc based in Beijing that’s creating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Chinese police department. It’s being funded by a US venture capital firm an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Princeton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or Kai Li, who had in America co-founded a computer storage company Data Domain that was acquired for $2.4 billion. I’m guessing Kai Li helped the two young founders with Princeton doctorates get funding from that American VC firm called NEA. How is this unethical? This is a guy who is a 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 who had swore an oath to America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him to do a PhD at Yale in 1981.

The details were publicized here:

https://www.intelligenceonline.com/surveillance–interception/2019/12/03/moqi-spearheads-beijing-s-biometrics-technology-transfer,108384647-art. (the link is broken, but the cache still remains when searching on Bing)

2019-12-22 上午12.44.55

Text below:


Moqi, spearheads Beijing’s biometrics technology transfer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PS), Moqi is bidding to become a global company of reference in fingerprint analysis thanks to its record-breaking software.

The Chinese startup Moqi unveiled its fingerprint analysis software FingerID at the Milipol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trade fare in Paris in November. After winning several contracts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irm founded by former Princeton University students is looking to make its mark on the export market. Developed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3r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r Gonganbu, FingerID is already deployed in the government’s Golden Shield network, used by the police. Its deployment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uge centralised nationwide fingerprint database. Thanks to hosting its software in the cloud, Moqi boasts that it can compare a set of fingerprints to a database of 2 billion digitalised fingerprints in a matter of seconds.

Based on 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s, the programme is optimised to recognise and digitalise fingerprints from photographs. A mobile application provided to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ensures that an individual’s fingerprints can be taken without the need for special equipment. Moqi also sells a contactless fingerprint reading device whose optical sensors take 3D pictures.

In Europe, Moqi is seeking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to help it win the confidence of leading companies working in biometric technology. Moqi is offering to provide companies with a compatib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to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of its algorithms in the main systems that ar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Suppliers

Moqi

Beijing. Housed at the Zhongguancun innovation centre, Moqi is headed by mathematician Cheng Tai, who, like the firm’s technical director Linpeng Tang, attended Princeton University. Moqi’s board includes two Princeton professors, computer specialist Kai Li and mathematician Weinan E. Former Amazon engineer Qingdi Zhang has overs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gerID cloud-based software. Incubated from 2016 by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Big Data Research (BIBD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the startup is backed by the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firm GSR Ventures and the Maryland-based investment company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NEA).


These people have no loyalty, none to China, none to America. They’re mostly spineless opportunists. And very greedy, you could say in a short-sighted way. This Kai Li not only became Princeton professor, he probably has a net worth of over $100 million too, he got so much from America. And now he’s serving a company in China with direct ties to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d “Golden Shield Project” (that’s the Chinese firewall) as an American citizen.

More evidence from their webpage: https://moqi.ai/about-us.

screenshot-moqi.ai-2019.12.22-01_02_56

From their English version site: https://fingerid.ai/about-us.

screenshot-fingerid.ai-2019-12-27-11-38-32-291

Initial Team

Cheng Tai
CEO & Co-founder
Ph.D. | Princeton U
Linpeng Tang
CTO & Co-founder
Ph.D. | Princeton U
Weinan E
Co-founder
Ph.D. | Professor in Princeton U | Member of CAS
Kai Li
Board Member
Ph.D. | Professor in Princeton U | Member of NAE
Qin Liu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Ph.D. | Chinese U Hong Kong
Qingdi Zhang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M.S. | U Penn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photo of American Kai Li on there, along with Weinan E another Chinese immigrant Princeton professor, though quite different from Kai, it seems like Weinan is still a Chinese citizen, so his taking part in this is actually somewhat more acceptable.

By the way, having been in China for a while now, I’ve realized that the Chinese in Chin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opt to go to America. I won’t elaborate on that for now. I just hope that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they encounter in America are a political extrem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ven the normal Chinese in China increasingly don’t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m or even despise them, let alone white Americans.

More press releases about the company in English

一个留美者尽然说中国的一个广东省就能顶一个俄罗斯,搞笑!

我跟一个留美者打过一些交道,他在美国读了硕士也工作了几年,也是在互联网行业。他是党员,表面显得很爱国。

有一次提到俄罗斯,他就老说俄罗斯多么穷,跑到那儿东西按汇率对中国人都便宜。还开过什么请俄国妹子吃个肯德基的玩笑。我说俄罗斯人按照汇率是穷,那怎么了,他们依然比中国要先进不少。

他的回应让我惊讶,却是

哪里啊,俄罗斯早就被中国赶超了,现在就连一个广东省都能顶一个俄罗斯。

我说“你这个不是开玩笑么”。

然后这个人的回应却是如

客观数字就是那么显示啊。

我无语了。他竟然广东省的gdp跟俄罗斯的差不多,就说明广东省能顶一个俄罗斯。广东的gdp主要是有些企业在那儿,给中国和全球出口提供不少产品,从而能赚到不少钱,完了。广东没有俄罗斯先进的科技,更没有俄罗斯丰富的地质资源,这些广东都依赖其它地方。

看的非常表面的留美华人普遍瞧不起俄国。他们不晓得现在跟俄罗斯中国依然是二哥。其实,中国领导人有时候比较幼稚,一位可以考经济和贸易成为强国。其实,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影响,那个需要军事,文化,和一定的政治姿态。这些俄罗斯是具备的,而中国还在学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实,俄罗斯军事上再叙利亚的活动的总经济影响力就能顶得上中国对外出口的国际影响力的不少一部分,前者能对世界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中国的经济出口只是挣到了不少钱,大多那些产品并不是那么核心的,替换相对容易得多,所以其实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中国希望通过经济贸易关系赢得朋友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好的,但是也得意识到,如果别人能对这些搞破坏,那这些功夫可以说好多都白费了。如果你暂时很有钱,但容易被打被迫害,那你的财富可能一下子被几乎洗光。那些有钱的美国华人是这样的。包括英伟达的Jensen Huang,包括什么Jerry Yang或Kai Li,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在美国其实都是有较强的政治条件的。你没有发现那些有钱的美国华人他们在政治上和媒体上几乎都非常低调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尽管非常有钱,但势力其实没那么大。

曾经支持国民党的有钱人只看眼前的利益,最终他们失去了好多或大多他们的财富,不得不逃到台湾,求美国的保护,可悲啊。其实,现在的美国华人和不少留美者也有类似的做法和心态。中国人应该多想想中国在海外有那么多贸易利益,中国怎么能够保护这些利益。最近,在玻利维亚,美国不是又搞了个政变么,把那个印第安人莫来拉斯迫下台了么?中国在南美有不少生意,那你有能力在南美扶持一个对你有利的政权么?现在差的还很远,当然南美也是离着美国远远更近,所以这么要求也不太公平。不过,就是挨着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尽管中国在经济影响力绝对占上风,但好多国家的政权和军队依然被美国左右着。这根本因为中国军事不够强,外交也缺乏一种更强势的姿态。美国至少会鼓励它号称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对它容易操纵,这个中国处了抗议一下之外有能力真正挑战么?

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和媒体影响力,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明显的弱点。首先,在中国,大家还都学英语,还看好多美国电影,竟然还通过内容比较假的电影形成美国科技先进的印象,毫无疑问,电影里的东西一般离真实非常远。中国依然有那么多人向往着美国教育,那些拥有美国学位的人依然在中国有一定的资源和职位,尤其在互联网和学术界。好多体制内的人都让自己的孩子跑到美国上大学和工作,我接触过的一个父母在中国相当敏感的工作的姑娘尽然会傻到跟美国人直接说父母是国企的。我一跟她说这种东西你千万不要在任何美国电子平台上留记录,她的反应却是“糟了”。

如果谈中国对外的影响,最近,中国倒是出了个抖音在美国也很火,但是总而言之,这种文化和媒体出口还是很少的。我不是也写过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杨振宁或施一公,也根本完全不会在乎么?有人看到这个还感到诧异,说他们天天被中国媒体报道。这个其实应该很明显,你想想美国白人在乎一个中国科学家干嘛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由于名字难读以及黄种人本身在美国就很异类,中国人在美国很难出什么大名。就连Jensen Huang或Jerry Yang的名字好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像成龙或习近平那种。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也基本完全不了解。事实是很少中国的媒体真正能进入美国,因为美国主流自然不会对它有多么大的兴趣。中国的新华或央视的英文在美国也基本上只有华人才看。反而,俄罗斯的Russia Today (RT)在美国却有些影响力,当然美国想把它封掉也是很容易的。

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不通过影响其主流政治的方式迫使别人认你,它就是可以不认你。美国人凭什么要认中国啊,要想多让美国认你,你得自己有实力,然后会利用你的实力对它施加压力才行,光说个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是没用的,只让你显得被动软弱。俄罗斯可能很多国家也是特比喜欢它的文化或风格,但俄罗斯至少能够给一些政权提供军事保护,而中国离那个还有一定距离。中国的军事虽然提高了不少,但依然离俄罗斯的有距离,还未在实在证明自己,则得不到国际的认可。

中国如果能说服一些小国把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比如谷歌,脸书,CNN)也封掉,那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了。主要是中国还不敢那样做,因为中国依然有一些可被人卡脖子的地方,比如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能源。相反,俄罗斯其实没什么特别怕的。它自己有丰富的地质资源,也自己掌握着最尖端的科技。我也相当肯定俄罗斯也不像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美国存着不少钱和资产。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公司不抢着跑到美国上市以及出口美国,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它有利的。美国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后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看似的确对它的金融有影响,卢布的价值跌了不少,应该也有些膨胀,可是无法产生任何接近于致命的影响,因为俄罗斯更独立自主,也没有如中国那样与美国在贸易,经济和教育上有千丝万缕的难以解脱的联系。

在这一点,我想强调跟别人建立关系有时其实是负面的,有种关系你从此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它又给你很多经济和政治以及精神上的负担和风险。有的关系其实更多是你在受制于别人。至少我在那些留美华人观察到了这一点,一旦他们在美国走深了,就有很多历史在那里,也在个人利益,思想和精神上受了很多美国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人不得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及对待他们。

更多关于留美华人科学家的一些想法和观察

在中国,一些大华人科学家,如杨振宁,如姚期智,如施一公,如丘成桐能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的,科学家基本不会成为公共里的知名人,除非某一个科学家搞科学畅销,写畅销书。大多数一流的科学家都忙着搞自己的科研,带学生,申请经费以及做一些行政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原来做出一流工作的科学家拿到名校教职后就几乎成了科学政治家了,有了名气之后干扰实在太多,好多工作其实都是学生和博士后做的。

我认识到中国人老为什么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这些感到很自卑,因为中国的中国人得不到这些觉得中国不行,中国教育不行。其实,现在诺贝尔奖跟原来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主要因为科学的矿很多都被挖光了,每个领域都特别专,不像二十世纪初,还有跟多非常基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结果被发现。现在是一个大科学家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你得学不久才能搞懂,不是同行的科学家都搞不懂他们的工作,只能看他们的大学和论文发表及来自学科大老的推荐信评价他们。基础科研现在的威望和吸引的人已经远远不如一百年前了。

有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

In America, nobody cares about an educated yellow man.

意思就是

在美国,没人在乎一个有文化的黄人。

对于丘成桐,杨振宁,张首晟,施一公,姚期智,美国主流是什么样的态度。大部分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知道了也就一个“哦,一个名校的亚裔科学家,教授,聪明的不得了”,完了,也不会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对白人实在太难记了,念都困难。

白人大科学家也是被视为一个很聪明的学术的人,被尊重,也不会有多少人太在乎他们,当然他们作为白人还依然是主流社会,跟普通人没那么大的距离,不像一个很聪明的中国移民科学家,离一般美国人实在太远。其实跑到美国少数混到名校教授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人不在乎他们,但他们经常也觉得自己很聪明很牛逼,希望更多中国人知道他们崇拜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个我在美国是什么名校的教授,什么名校的博士,科研还得过这个荣誉那个荣誉。然后有的时候还扯一些报效祖国怎么把中国科研和教育搞上来的那样,尽管他们基本全职在美国,孩子也都完全美国化了,不是简单说两句的中文基本不会。

这些人他们都知道自己在美国的事业由于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背景很多是受制于人的。美国文化有些刻板印象,就是华裔科技工作者聪明刻苦,但缺乏创造性。这些去美国的华人据我所观察因为需要拿到绿卡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边缘背景在做事情上难以像白人那么大胆。他们要做出好的工作,然后还为此得到认可,一般比如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职场政治和舆论气候,即使在更公平客观的理工科行业,也是不利于他们的。因为这些,他们必须摆出一种渴望美国,想好好像美国学习服务,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姿态,无法有任何多么独立或强势的性格。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的心理畏惧感其实是很强的。

因为经历了这些,一旦他们出头了,拿到了名校终身教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精英俱乐部,觉得自己是更高等的华人。美国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他也只能说美国好,同样,他要想自己有点影响力,又只能靠与中国的联系。在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不得不夸张美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中国需要如何学习美国这个那个,尽管他们自己在美国做科研其实跟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没啥关系,对中国的日益更新的情况已经越来越陌生了。为自己而辩证,他们的态度几乎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你看,我在中国曾经是学霸,清北的高才生,比其他学生都聪明,然后进了美国的名校做博士生,还混成了这个排多少名的美国学校的终身教授,或者这个名牌公司的什么总工程师,我花了这么多功夫,得到了这些,当然比中国的人要强的多得多了,我能评价他们,他们那帮傻逼没有任何资格评价我”。问题是,这么多年,他们在美国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绿卡奋斗,同样,那些很可能没有他们聪明的中国人也在中国刻苦工作,不断适应中国的新的变化,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美国名校教授,离开了中国几十年,还摆个架子说个什么

中国本质上是个歧视性国家,“老外”就是个歧视性的词,不是汉人都不被人接受,而美国是个开放的移民国家。

有意思的人因为有个斯坦福或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牌子在那儿神话着他们,国人经常还非要把他们当做半个神来对待。他们在自己的科研领域的确是很牛逼的,世界领先的,但这不意味他有资格评价他不懂的外行的东西。拿着个美国籍评价中国这个那个就更可笑了。

不用说,学术界还是英语为主,在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界,中国依然比较隔离,默认不被看好,所以美国学校的牌子特别重要。学术界想混非常需要进那个领域的圈子。要想进入美国好的学校读博士,基本必须在中国名校读本科,拿到好的成绩,有如姚期智那样的被美国该行业的学术权威认可的人给写推荐信进到美国的名校读博就容易的多得多。现在很多中国的非常聪明的本科生从大一开始就拼命地为此做准备了,以进入多么好的美国的学校读博衡量他们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我认识一个人觉得这个趋势是非常不健康的,甚至批评那些跑到美国留学的人,觉得既然他们做出了那个选择,那回国后中国应该多限制他们。他主要是觉得那些比较无脊梁,看到美国牌子能给带来很多利益,就觉得美国教育肯定是更好的,他们自己自然想享受美国教育,为了这个他们花很多时间准备什么TOEFL/GRE,学英语,本科得到最高的成绩,以及跟能帮他们出美国名校读博士的人搞好关系,然后还得花不少时间办签证。经历过这些,他们不得不维护美国和美国学校,即使他们在美国有了不少不愉快的经历,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也得说美国好,有的时候其实说的很过分。他们为了去美国花了好多时间和功夫,而那些留在中国的人很可能做了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位刚从哈弗大学毕业的男生,他五岁去的美国,然后还曾老跟我说他多么想报效祖国。他现在在美国名校读博士。他说他自己高中时,父亲逼迫他为了进哈弗大学做了好多没太大意义的事情。可笑的是他中文都基本不会说。不过,他倒是会说如“我为中国担心,因为那么多中国最好的人都在美国工作,必须得把他们吸引回来”。这些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华人特别爱说的话,其实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经常非常相信这种说法的,认为美国华人优越,至少在某些精英层面上。

回国后,我的心态和态度有了大的转变。我现在想会想如

  • 那么爱国,为什么还非要依赖一个敌对国家的教育和大学呢。
  • 没有意识到一个中国学生跑到美国学习工作由于国家和民族和语言背景自然是很吃亏的么?
  • 没有意识到跑到美国留学就代表认可美国的学校,机构和价值观么?
  • 没有想花很多钱或功夫,去了美国,学到一些在中国就可以学到的,不是很不划算么,不是代表个人热爱美国,支持美国么?
  • 没有意识到学校的东西好多都是书本上的知识,不需要非跑到美国就能学到么?
  • 没有意识到美国真正的尖端的科技能接触到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小的么,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人,而相反美国的机构大多是希望赚你的钱,获得利用你的劳动力做一些相对普通的工程工作或者试错性的研究么?

我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人说什么中国好多重要的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科学家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在美国读了个博士,最有名的或许是钱学森。他不光是那儿的博士,还在那儿当了名校教授,参与了美国军方的火箭的研制。他是更老的一代,其实好多四五十年代基本也就读了博士有可能之后工作了几年就回国了,也没有那么那么深的经验在美国。很多人因为这些自然把美国看的特别高大上。

其实,这种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或许我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会这么看,但现在有几年工作经验,学了不少(还可以算相当深的)数学和计算机知识,也参与了工程项目,就有更靠谱的认识了。首先,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要说的具体一点,对于中国的火箭和导弹技术,苏联的影响应该比美国要大的多得多。据我所知,钱学森在美国战后是负责获取纳粹德国V-2导弹技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估计他当时知道好多其技术细节,但因为很复杂也不可能都记在脑子里。他1955年回国,美国也肯定不会让他拿任何资料回国的。应该是回国后苏联把它的基于德国V-2的导弹信息给了中国,也帮助了中国建起一些其所需要的工业设施。钱学森回国后带领一帮人把苏联的导弹技术转到了中国,然后之后带领中国独立研制出更先进的导弹技术。美国其实没有那么那么大的影响,只是一个在美国拿到博士有特别先进经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回到了中国工作了。美国在火箭和导弹技术其实二战时都是落后于纳粹德国的,所以之后才要去拿他们的信息和设备,挖他们的相关人才啊。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更加明白科技工作和创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反对那些称美国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拿着美国牌子骗人的海龟。即使他们自己能力很强,做出真正的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工作还是要花不少时间和功夫的。问题是那些人好多希望那个美国牌子走捷径。他们觉得他们费了很多功夫去美国,他们就有资格拿着美国牌子在中国捞到好处。我只希望中国人学会分辨这些人,对他们警惕一点,认识到他们即使得到美国的一些好的东西,也是有政治代价的。所以说现在美国学位给的技能和知识难以抵消其所带来的政治负担。现在不是1950年,更不是1900年,有浓厚理工科知识和经验的人在中国已经多的去了,而且大多都没有什么美国经验。